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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
核心提示 王肃:字、子雍。读音为、wánɡ sù,英文翻译为,Campo。魏臣,于毌丘俭之乱向司马师进言厚待叛军的家属,使叛军士气下降。

王肃-早期生涯王肃对经典作传点评,以表达他的思想见解王肃,字子雍。东海郯(音tan。今山东郯城)人。父王朗,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学者。他“高才博雅,而性严整慷慨,多威仪,恭俭节约。”(《三国志•魏志•王朗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学识渊博而富才气,为人正直爽朗。曾因“通经”而拜为“郎中”。又因品德优良举为“孝廉”、“茂才”,从此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权力很大的御史大夫。因为他功劳卓著,还封为安陵亭侯、兰陵侯。他把满腹经纶运用到治国安邦的大业上,写了不少“奏议论记”,为国家的治理出谋划策。并对《易》、《春秋》、《孝经》、《周官》等经典作传,以此表达他的思想和见解。王朗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积极入世的态度,都对王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公元195年(汉献帝兴平二年),正是军阀混战剧烈的时期,一代经师王肃在会稽降临到人世。上天似乎有意让王肃一出生就在灾难中受到磨炼。他还在襁褓之中,做会稽太守的王朗就遭到孙策的进攻,兵败逃到东冶,孙策乘胜追击,王朗走投无路,只好投降。孙策把他们安置在曲阿。不久,曹操征召王朗。不甘寂寞的王朗,展转流离,过了数年终于到了中原,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到了此时,王肃一家才开始过着较安定的生活。
王肃聪颖好学的王肃,在其父王朗的训导下,已读遍家中的典籍。王朗师从杨赐,杨氏世传今文经学,所以,王肃实际已掌握今文经学的精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具有了深厚的功底。他很崇拜古文经学家贾逢、马融,于是又深入钻研他们的学说,汲取了古文经学的营养。到了18岁,他并未满足今古文两派学说的知识,又向当时有名的学者宋忠学习《太玄》。以儒家经典为根本的王肃,一涉足到《太玄》这种儒、道、阴阳兼采的书籍,犹如从狭谷走到了广阔的平原,顿时豁然开朗,思想也活跃起来了。他不仅认真听取老师宋忠的教诲,研读原书,而且以他深厚的经学基础,智慧过人的见识,对书中的问题重新作了解释。这段时期的学习,对他以后一生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已明白,学术要有自己的见解,就不能拘泥于旧说,又要勇于创新,才能发挥自己的新思想。因此,他借鉴《太玄》儒家兼采的做法,兼采今古文经学两派的学说,为己所用。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来阐释儒家的理论,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逐步形成具有一家特点的学术和治国思想。
公元220年,学术上已小有名气的王肃,已经25岁了。这一年,他的父亲王朗升任御史大夫。因为他的出身,加上他的学识与能干,被任用为散骑黄门侍郎,进入了高层统治集团,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王肃-遍注众经司马昭当政确立王肃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儒家学说统治了整个政治思想领域。虽然也有今古文等流派之争,那也是统治学术界的儒家学派的内部之争。到了东汉末年,郑玄的学说占了统治地位。随着历史的进程,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国的格局,促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如何治理好国家,成为每一个有头脑的人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担任了散骑侍郎职务的王肃,也深知儒家学说的影响力,要治理国家,就要借助儒学经典的力量。所以,他面对日见衰微的经学,力排众说,采纳各派合理的部分,先后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传》等经典作注,又整理其父王朗所作的《易传》。他的注经,不取一家,又有自己的见解,所以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过去有人说他乱了“家法”,其实这正是王肃能够兼容并包,博采众说之长的优点。不久,司马氏集团当政。因为王肃的女儿在太和五年(231年)嫁给了晋文帝司马昭,借这势力,王肃所注众经,都被列为学官,至此,也就确立了王学的官方学术地位。朝廷势力的支持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王肃的学说已经系统化,它涉及到政治思想很多方面,而且适应了新的形势需要,所以,王肃的学说在学术界本身已确立了他的重要地位。朝廷因为“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取,不由典漠,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乎?”(《三国志•魏志•明市纪》)统治者也迫切需要培养人才,统一思想。已具重要地位,而且有一定影响的王学立于学官也就势所必然了。
魏甘露元年(256年),曹魏大权早已落入司马氏之手,徒有天子之名的高贵乡公曹髦,还想挽回颓势。四月雨辰,他到太学向诸生询问经义,其中问到《书•尧典》中“稽古”一词的解释。曹髦本来是主张郑学的,认为尧是效法天的。结果博士庾峻用王肃的观点来回答,认为应该是“尧顺考古道而行之”,即尧效法的是前世治国之道。曹髦又引孔子“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来反驳,认为尧的美德在于效法天意。庚峻则以“奉遵师说”为由把曹髦挡回去了(事见《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这不仅说明王学在学术界的影响,而且对经典的解释也可看出思想政治的差异,皇帝固然强调“天意”,要大家顺天意,拥护他这个皇帝,而儒生中接受了王肃的思想,强调的是“古道”,要效法前世治国之道、一重天,一重人,已见明显差别。
王肃-伪造圣言伪造圣言,融合道家思想使王肃在学术上压倒郑玄王肃不仅在经典的注释上与郑学针锋相对,并取得官方学术地位。同时,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思想观点,也为他的思想确立理论根据,他借“圣人”孔子及其子口,集录和伪造先秦孔子言论为《孔子家语》,又伪造《孔丛子》、《圣证论》。这些言论虽然大多出自前人之书,但也可从他的选择之中看出他的用心。看似抄录,却有不少改动,也有许多他自己的话。如他在《孔家语•始诛》引用《荀子•宥坐》中的话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理也。”原文本作“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略改几字,足见其用心。又如《贤君》中引用《说苑•政理》:“善为刑罚,则圣人自来。”他改为“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这就把自己崇道贵德的思想塞进去了。过去人们对他这个做法是很不以为然的,一个高明的学者何必作伪呢?其实,仔细考察他伪造的书,就可以看出他的苦心:用圣人的话来立论,是儒家经典地位尊崇形式下的一种手段;是借圣人之口说自己想说的话。他在《孔子家语》、《孔丛子》中,从各个不同角度来论述治国思想、方法,以及用人等重大问题。而在尊崇孔子儒学的名义下,把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包含进去,成为新时代新思想的融合体,这也是王肃在学术上压倒郑玄,能够列于学官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反映出经学向玄学过渡的时代思想特色。王肃除了注释经典,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之外,他在政治生涯中,还针对时事,频频向统治者建议,又表现出儒家入佳的积极态度。他对朝廷的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等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写了百多篇论文阐述自己的看法。可惜这些文章今天已不能完全看到。但从《三国志•魏志•王肃传》及《孔子家语》、《孔丛子》中,还可以了解王肃的思想梗概。
王肃-儒道合流《孔子家语》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治理国家,是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的问题,谁也回避不了。在魏晋时期,儒家的学说虽仍占统治地位,但有许多社会的实际问题,在儒学中并不能完善地解决。于是道家的思想、重视义理的倾向就乘机而入。不正视这些已经存在的思想,研究并利用它,而是一概排斥,是自欺欺人。王肃有这个勇气去面对它,研究它,还顺势把儒道思想融合在一起。却继续打着儒家的旗帜来宣传自己的新思想。孔子是儒家的祖师爷,但他在《孔子家语》中,多次讲到孔子以老子为师的情况,极力渲染孔子师从老子,为儒道合流的理论寻找依据。进而用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学说来改造儒家的天道观,提出“无为”的治国主张。他在《孔子家语•观周》一篇中,具体形象地记述了孔子受教于老子的情况:
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聆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老子博古知今,带孔子实地考察,启发孔子明白周公为圣人、周称王天下的道理,并指明孔子多年奔波碰壁、失败而不得志的原因。孔子受到这些重要的教导,回到鲁国,名声大振,慕名求学的人达到了三千人。儒家圣人孔子尚且师传于道家老子,这就把儒学与道家在学术上联系到一起了。也为他把道家思想融进儒学找到了根据。接着,王肃就用道家的无为学说来改造儒家的天道观。他在《孔子家语•大昏解》中,借孔子之口说:“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
这就是说,天道像日月一样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永无止境,万物的形成正是无为的结果,体现了自然而然的作用。这里的道,已不是孔子的道德、学术或方法的道了,而是老子的道。它包含宇宙规律,它是永恒的,绝对的道,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它能造就万物,贯通一切而无穷。既然天道无为,那么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也不是天道强加给人们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所以要顺应天道的无为来治理国家。他反对经学中关于天命的说法,认为人类社会中一切丑恶的现象,就是没有实行无为而治的结果,是人们自身造成的,而不是天道的作为。王肃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回答“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的问题时,就明确地指出“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并以历史上的纣辛为例,说明“不修国政”,迷信天命,最终必将灭亡。因而“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知此者,至治之极也。”(俱同上)这就强调了人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清除了郑玄注中的迷信思想。
人在治理国家时要效法天道的无为,这正是老子所主张的。而这种“无为”,却是要人们不去做违反天道的事,把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强加给社会,而要正视人类正当的基本生活要求。他借子思之口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孔丛子•杂训》)利欲本是人们的正当要求。“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孔丛子•陈士义》)统治者应当尽可能顺应人们的欲望,发挥他们的才能,创造一个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环境。这对东汉末遭受战乱、陷于民不聊生境地的老百姓,显得尤其重要。这实际上也是寻求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对统治者来说,正应“无为”而治,又不可一味追求自己的嗜欲。他说:“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者也,能有名誉者,必无以名誉者也,达此,则其利心外矣。”(《孔丛子•抗志》)如果国君首先去其利欲,以免伤民,则天下、名誉皆可得,如果继续贪多索求,嗜欲无厌,不仅一统天下不能得,名誉丧失,还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
王肃-个人思想王肃把道家的思想融合到儒家的学说之中王肃把道家的思想融合到儒家的学说之中,又遍注众家经典,目的是借儒家学说的传统影响力,宣扬他自己的安邦治国的思想。面对三国鼎立,亟待统一,安定天下的局势,也需要一个统一的认识,一整套具体的措施。所以,在他的奏议和伪造的《孔子家语》、《孔丛子》中,煞费苦心地进行设计。在他的设计中,首先要解决的是礼义道德的问题,其次才是人君的作为和人才的选拔与任用。对于礼义道德,他发展了儒家的观点。孔子的礼,主要指礼仪、礼制、礼法等方面。王肃则把它提高到哲学的高度,用老子思想去解释它。提出礼有五至、三无、三无私的性质。五至是什么呢?他说:“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志气塞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此之谓五至矣。”(《孔子家语•论礼》)即指志、诗、礼、乐、哀五至。什么是三无呢?他说:“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同上)把“无”作为乐、礼、丧等的根本,明显地利用了老子的思想。什么是三无私呢?他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同上)这就是说,礼是无私、无为、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的。这个“礼”,已不是礼制、礼法的礼了。它与老子的“道”和“无”很相似。目不可见、耳不可闻,却无处不在,似乎是产生一切的根本,是宇宙的本源。
解决了根本的问题,作为人君,自然要循礼、崇德、尊道、重才。国家才能得到治理。“当今所急,在修仁尚义,崇德敦礼。”(《孔丛子•陈士义》)礼既是所不在的根本,人君治国自然必须遵礼、敦礼。要讲究道与德。他的道,重在思想上的精神境界,德,重在行为方面的伦理观念。从为人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做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与满足。他强调:“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明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孔子家语•王言解》)道与德二者相为表里,不可或缺。他又说:“唯能不忧世之乱,而患身之不治者,可与言道矣。”(《孔丛子•抗志》)不为尘世所扰,加强修身,才能谈到道的问题。这就表明了修身的重要性。如何修身呢?他强调:“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孔子家语。困誓》)在逆境中可以激发人们的意志,使人得到锻炼。修身的目的是为了道”。
“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孔丛子•抗志》)突出一个人要追求?不愧于道”的精神境界,而不必“屈己”以求富贵,求利丧志,终将失去人本身的自由和价值。一个完善的人,应该是:“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意,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同上)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人们生存最重要的支柱。普通人如此,国君尤应首先做到。“明君必宽裕以容其民,慈爱以优柔之,而民自得矣。”(《孔子家语•入官》)“爱与敬,其政之本与?”(《孔子家语•大昏解》)对人民宽容、慈爱、尊敬,是治国的根本。“古人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有其身。”(同上)“夫损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孔子家语•正论》)不能爱民,自己也将不复存在。
所以,国君尤应严格要求自己,因为他是一国人的表率。“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孔子家语•大昏解》)君正臣随,上行下效。然而仍不可能无误,所以他又强调人君听谏的重要。他认为国君必须听取不同意见,尤其是相反的意见,他以卫国为例说:“君出言皆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亦皆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孔丛子•抗志》)君臣都自以为是,听不到、也听不进纠正自己错误的好意见,最终将导致国家的衰败。这就从正反两方面来提醒国君,治理国家,完善自身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要求,看似有为,实际与他无为而治的思想是一致的。
既然如此,国家的人员、机构也就应精简。他上书皇帝说:“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当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禄厚,则公家之费鲜,进仕之志劝。各展其力,莫相倚仗。”(《三国志•魏志•壬肃传》)去掉那些有位无事,或因人设官、只享受薪棒的官员,让每一个有事的官员都有丰厚的薪俸而各尽其责。结果不只会减少国家的财政开支,还可避免无事扯皮、互相争斗,或互相倚仗,朋比为奸的现象发生。只用少量的官员治国,效果会更好。这又自然涉及如何选拔人才的问题了。
正确地选拔和使用人才,是治理国家的大事,甚至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孔丛子•居卫》)要得到士人的支持和帮助,就必须把贤能有智慧的人当成老师和朋友,尊敬和了解他们。“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师贤而友智。”(《孔丛子•独治》)“故仁者莫大乎爱人,智者莫大乎知贤,政者莫大乎官能。”(《孔子家语•王言解》)要爱护人才、了解人才的不同能力,然后才能正确地使用人才。选拔人才重德才而不以貌相。“人之贤圣在德,岂在貌乎?”(《孔丛子•居卫》)也不必求全责备。“夫明主之于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孔丛子•陈士义》)要用其所长。“夫圣人之官人,犹太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孔丛子•居卫》)他以子思向卫君推荐李音为例,认为用人论才而不必强调其出身,以当时的社会风气,有这种认识是很难得的。君臣之间,还要相互理解和支持,君用臣不疑,臣对君也能犯颜谏事。如果巨子提出的建议,“不见用,是吾言之不当也;言不当于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禄,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孔丛子•论势》)每一个巨子都尽忠职守,而不是尸位素餐。君臣融洽,赏罚分明,形成用贤人、去不肖的良好风气,上下齐心协力,国家就能治理好。把社会治乱的根本归结到君主的治理。
王肃的这套不错的人才理论,可惜没有具体、切实可行的措施,实际只能束之高阁。公元220年(魏黄初元年),尚书陈群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选拔人才。这种办法弊大于利,看重门第出身、徇私舞弊的风气愈演愈烈,真正的贤能之士仍然被埋没了。王肃的努力也并未改变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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